集体想象力与日常革命：纪念大卫·格雷伯逝世一周年 ｜ 附录
图片：Novara Media
玛丽莎·霍尔姆斯
冰糖 译
人们普遍认为大卫·格雷伯提出了“我们是99%”这句话。在世时，他一再纠正这个错误，坚称这是集体成果，但似乎没有人听他的。他去世后，这句话再次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上，这是对大卫思想和政治实践的根本误解。
大卫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真正贡献不在于“我们是99%”这句话，而在于孕育该词的构思过程。
过程小组
大卫写的关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书《民主计划：历史，危机，运动》（The Democracy Project: A History, A Crisis, A Movement）不仅追溯了这个词的词源、它在西方哲学中的根源，还考察了民主的具体实践。
他将民主定义为：“人类根本上平等的信念，人们应该以平等主义的方式管理他们的集体事务，运用所有看起来最有助于平等的手段，以及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做出安排，使其成真的努力。”
在整本书中，他认为民主的真正实践总是与自由主义民主相抵触。他阐明了美国根本不是建立在民主之上，而是建立在对民主的压制之上。对大卫来说，占领华尔街运动是对一个非民主国家进行持续民主抵抗的一部分。
2011年夏天为占领华尔街运动定计划时，大卫创建了“过程小组”（the process group），负责共识性决策的协调和培训。与拥有清晰的选择、往上或往下决策的多数投票法不同，这一过程允许参与者在彼此的贡献的基础上共事。这一点使得在场的每个人对于结果都身负共同的责任。少数人也能参与其中，而不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。没有更庞大的组织机构或领导阶层的强迫，只有真正的同意。这个过程是小写的民主的一种形式。每个人都可以对影响到他们的决定有发言权。
大卫把我招入了“过程小组”，在了解我有共识决策的经历后鼓励我做协调工作。起初我有所保留，但他的乐观赢得了我的好感。在这个夏天剩下的时间里，我几乎协调了纽约市全员大会（New York City General Assembly）的所有规划会议。
每周六，我们都会在曼哈顿下东区汤普金斯广场公园（Tompkins Square Park）的礼赞黑天树（Hare Krishna）下聚会。虽然谈话可能会冗长而紧张，但我们都继续回来开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都发出了声音——这对于一部分人是有生以来第一次。找到彼此，听到彼此的声音，这让人陶醉。
2011年9月17日，数百人聚集在金融区的祖科蒂公园（Zuccotti Park），这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第一天。受这种小写民主组织过程的启发，我们没有举行传统那种预先确定好发言人的集会，而是举行了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参加的集会。整个晚上，人们不停地交谈，想象着可能的新世界。
就连占领公园的决定也是由共识程序做出的。当一个谈话流向另一个谈话，当陌生人变成了朋友，其中的能量让人惊颤；许多人在那里过夜，帮助搭建占领点。那些参与者感到他们必须不断回到这里并为运动添砖加瓦。这里有一种合作精神，而不是竞争意识；小写的民主真的行得通。
观念的证据
大卫将我们的方法命名为“布宜诺斯艾利斯战略”或“阿根廷模式”，取自2001年经济危机期间自发组织的集会和占领浪潮。他同样观察到2011年和2012年，希腊也出现了类似的策略：“从本质上说，这一策略是建立基于水平原则（horizontal principles）的、与政府完全无关的替代机构，并宣称整个政治体系是完全堕落、愚蠢，且与人们的实际生活脱节的一场小丑秀（即使作为一种娱乐它也是失败的），这种策略还试图把政客们变成被社会遗弃的阶层。”
占领华尔街运动证实了这样一种观念，它代表着另一种政治参与方式。我们提出要求，并非希望在华尔街或政府的对手会听我们的，我们而是在对着彼此提出要求。我们主张我们自己的合法性，同时去合法化现有的制度。这迫使现有体系去回应，也为大家开启了其他可能性。在几周内，美国和全球各地出现了数百个“占领”营。每一个都有自己的集合、工作小组和手势。这是一次民主起义。
“没有什么比民主爆发的前景更让美国统治者害怕了，”大卫在《民主计划》中评论道。占领华尔街运动和更广泛的占领运动似乎确实吓坏了他们，他们开始猛烈抨击，动用国家全部力量来对付我们。
宪法第一修正案应该保护集会和言论自由。但当我们真的在公共广场集会，表达我们的不满时，我们却遭到棍棒攻击和包围限制。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其他所有“占领”营地都被驱逐了。我们的决策结构和过程被恶意破坏了。占领者在尖刻的争斗中彼此反目成仇。不到一两年，占领华尔街运动和更广泛的运动就瓦解了。权利和权益的假象被打破，暴露出了这个国家背后纯粹的野蛮。
日常革命
对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消亡，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的看法，即使他们从未踏足公园或参与运动。我们的失败受到了足够的抹黑。但是，这些批评往往基于从未共通的成功标准。
占领华尔街运动没有实现重大改革，没有赢得政治职位，也没有推翻政府——所有这些都是事实。然而，这些衡量成功的标准植根于一种变革理论，这种变革理论假定国家是斗争的核心，最终目标是政治革命。
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本身而言取得了成功，它的目标是为社会和文化变革创造实践。这点已经取得压倒性的成功。只要有集会、麦克风检查（mic-checks）* 和空间占领，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实践就会延续。比起重大的历史事件，这是一场日常革命。
大卫·格雷伯有一种独特的能力，他的视野超越现有体系，并发明新体系。他永远是个乐观主义者，自然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取得了成功：“人类的想象力顽固地拒绝消亡。一旦有一定数量的人同一时间摆脱强加在集体想象上的枷锁，即使是我们政治上最根深蒂固的‘可能和不可能’的假设也会在一夜之间崩溃。”
* 占领华尔街运动因露营未经许可被警方限用麦克风，他们发明了声音更为响亮的“人民麦克风”（People’s Mic），即人群接力式重复短句将它传递给不同位置的人。“麦克风检查”是“人民麦克风”的用以测试的第一个步骤。
来源 ↓↓
https://novaramedia.com/2021/09/04/david-graebers-real-contribution-to-occupy-wall-street-wasnt-a-phrase-it-was-a-process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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